日期：2012-01-14 22:45:00
　　由于认为祖先灵魂不灭，商族若要寻求功利性的保佑，那么被视作上帝“宾客”的祖先神就不可避免地上位了。卜辞显示，晚商时商王开始用“帝”字作为父王的谥号，祖灵与上帝有合体倾向，王权也有加强趋势，故周人的国王自命为“天子”就显得那么的顺其自然。其后，王权之巅还站着嬴政这位千古一“帝”，此是后话。商代青铜器上多有族徽文字，表明当时的社会尤重祖先血胤。部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女性的生殖力，子子孙孙均有赖于此。卜辞中关于商人向祖先祈子，关心“诸妇”的受孕生育、婴儿的平安以及为子取名的内容大量出现。《诗?商颂?殷武》中“以保我后生”之语亦可为证

　　周人强化“尊祖敬宗”应是承继商人而来，他们相信正因为商国许多圣明的先王都在天上，所以殷后来的君王和臣民，才能够享受着天命。于是上帝与祖先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你可以摧毁我的上帝，但你不能亵渎我的祖先。祖先也是神，只不过比神更亲。从此，父兄才是家族之主干，宗庙才是部族与国家之象征，这并非是老人社会里的倚老卖老，暮气沉沉，相反，这种尊祖敬宗的精神指向乃是“子子孙孙”，此由周代金文亦可知。

　　中国人仰望天空的时候，未必在揣摩神意，未必在祈求天帝，却极有可能想起先人。那么是否只有父系才有资格做先人呢？对日后父权的演进担忧是否是多余的呢？实际上商代女性的地位并不低，如妇好、妇井等可参加田猎、征兵、在对外战争中充当军队主将，甚至拥有属地。商人为“妇”卜问生老病死、祸福安危，也属平常，而后母戊鼎更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庚或祖甲）因念母而铸造的。当然，妇之诸种权力必依托王权，而“诸妇”内部更是差异巨大，不可作笼统之论。自古中国的大人物未必都有严父管教，但多有慈母关怀。亲娘与母舅乃是血亲中之至重一环，在中国人的话语里，骂娘要比骂爹恶毒得多！

　　相较于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神权国家，殷商的寿数并不出众，但其接替者开创了一种道统不灭的文明，商是与有荣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是空言，而真是有源头活水！
　　第一话完
　　日期：2012-01-15 22:54:43
　　第二话 上帝之死与革命
　　（“磨牙”大战“诸子”系列2）

　　痞子：祖先崇拜毫无用处，我不玩这套！
　　磨牙：狗杂种！
　　痞子：什么？你再骂一句！我操你十八代祖宗！
　　磨牙：还是有用的。
　　2.1堕落与酒

　　商王国的政权架构并不复杂，其运转特别倚重“核心人物”。
　　“余一人”乃是商王的专称，但商王并非“唯我独尊”，他们固然高“人”一等，也还是礼貌地尊先君为战神，尤其在遭遇劲敌时便大肆祭拜。而一旦凯旋，则举行名为“振旅”的庆祝活动。
　　伊尹是商初的重臣，作为商王以外的核心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枚乘《七发》提及“伊尹煎熬”，《史记》说到“伊尹负鼎”，《汉书》又言“伊尹善割烹”，但他自然不可能是后人追封的所谓“厨圣”。伊尹应是因长期参与主持祭典而获取资历，并终发展为大祭司式的权相。孟子说伊尹这类人物属于既可以事“非君”，又可以使“非民”，政治好也做官，政治坏也做官。实际上，伊尹所在要职根本不容所谓的“可仕可止”。从巫咸（亦作“巫戊”）、巫贤这些政要的名字来看，祭司阶级之于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此外，如妇好这样的王后也可算作核心人物里的变数。

　　诚然，在专制技术孱弱、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商王与神职人员的相互配合，即核心人物用神权力量将王国变为一辆战车。殷契有“王作三师”，甚至连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都亲自挂帅征战，殷商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南之虎方、北之鬼方、东之夷方、西之羌方，再加上之后的周族，都是其劲敌。然商在后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上帝不管用了。在强手环伺的时代里，殷商不可谓不用心于制度，商的人祭人殉“制度”便十分严苛，可在治理上的建树却少得可怜。

　　成汤曾坦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信仰的强大约束力，因此商王的整体表现还算中规中矩，但他们的智识不仅不及周王，也远未及自家贤臣，而末代君王“帝纣”的庸俗取向，更是为后人取笑。纣王所热衷的是在宫室里填满“狗马奇物”，在沙丘上建立动物园，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打造纵欲“俱乐部”。
　　从表面来看，纣王仍是一派鄙俗的部落习气，尚未迈过文明线。然而那些狂妄、贪婪、暴戾、淫欲等等缺点，都只是人性固有的糟糕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何况“余一人”呢！纣王用象牙筷子，和埃及法老当年从南方努比亚引进鸵鸟蛋并无二致。其实，帝纣只是享受那商王国终于浮华起来的宫廷文化，妲己祸国的典故无论是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它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时至晚商，殷人传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例如妇好这类辅助商王的王后“贵妇”此刻变成了奴隶出身的妖姬，而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也未在其位，导致君臣均不能应对国家的周期性动荡，核心人物架构支撑的神权体统大厦将倾。

　　日期：2012-01-15 23:07:41
　　神权是暴戾的，但这也是其坚固的原因。王政的堕落首先来自信仰机能的衰退，这种衰退的持续便展露出殷人的上帝垂死，或者上帝从来就是不作为的尴尬。
　　这就如同说“上帝需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离不开上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赋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苦难呢？鬼神信仰在晚商已无之前那么震撼的约束效力，故后人炮制了果报。传说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是被雷震死的，这无非是指他的荒唐必遭天罚。武乙不仅暴虐，而且藐视上帝，他的想象力仿佛全用在儿戏上，比如他造一个偶像，取名“天神”，与之赌博，天神输了（自己人做裁判），武乙就侮辱他。又比如他弄来一个皮袋子，装满血，然后射箭，竟号称“射天”，可见其心中已无丝毫敬畏。帝纣的“慢于鬼神”只是延续祖风。

　　商王武丁曾对核心人物傅说讲了这样一句话——“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他将傅说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酵母，这等比喻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两件出土于河南信阳的商代提梁卣中保存着距今三千多年的古酒，这重新进入人类视野的液体被认为是文明世界里最古老的酒。据化验，此酒为果酒。果酒乃是原汁酒，其酒精含量不高，如果殷人普遍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一定是滥饮所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制酒，这对尚处于实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无疑于自我消耗。

　　酒的宗教用途在世界上是普遍的，然审美若滥用则无所谓审美，晚商君臣的酗酒之风自然不是尼采所执的“酒神精神”。那种借酒力而生放纵、直至狂欢的神权氛围，助长了骄奢淫逸的无节制蔓延。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酒神而有酒鬼的殷民正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