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是可以商榷的。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对于浮在悬想中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证，尤其是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

　　日期：2012-01-12 00:17:46
　　2.2 商周关系
　　以“文明底稿”的角度观之，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大概出现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国君，这明显比禹被当做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做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文明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根源与乡愁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中原的青铜文明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而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远东到商代时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全面运用铁器大概要到西汉中期。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商文明里也许有远东以外的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凡爱国家、爱民族者，其实无须理会那张口即称“五千年文明史”的史盲，倒应该警惕一些“溯源癖”（或叫做“寻根癖”）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殷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那些“美的制造者”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之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方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朝”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

　　日期：2012-01-12 00:23:22
　　话说汉景帝时期的一次朝中辩论，由治《诗》之大儒辕固对阵黄生，辩题可归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意指帽子再破旧也是戴在头上的，绝不会套在脚上；而鞋子再怎么崭新终归被踩在脚下，绝不能置于头顶。这个比喻用以解释部族时代的兴替是无力的，此刻的“政治”还没有章法，即无所谓“法统”。更明显的是，政权之正伪只有在同一个国度里才有探讨的意义，殷周变革与秦汉相继变得同质显是出自后人的附会。

　　商与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二者的族源问题聚讼日久，仍未有定论，愚以为商族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二者有不同的部族神话，即《玄鸟》、《生民》诸篇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二者有不同的祖先，契是商人的祖先，后稷是周人的祖先。《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显然，商人与周人是不同的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还会有基因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在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都建有据点，但殷商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文明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煞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不过“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似乎也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商文明相比，简直是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更像西方人种。除此之外，周王国也不是商文明孕育的。

　　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有一个对商文化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略有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变形。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代先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逐渐放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王文”、“王武”，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更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关键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而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倒是周人“孕育”的，因为那属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继夏之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做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商大体还处于“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殷周和合”之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我们若再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便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这无疑是关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自然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不是古蜀居民。

　　言及此处，则须知殷商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是不容抹煞的，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先崇拜。至于青铜工艺的传承，前已略说，此下只说后二者。
　　日期：2012-01-12 23:45:44
　　1.3 文明的秘密
　　东方也有“两河文明”，北有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南有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我们或许会感叹，三星堆文明多么幸运，遁形数千年却又能重见天日，可它当年的突然消失又是如此的残酷。而殷商虽然也早早灭亡，且多活动于黄泛区，众多的文物资料深埋地下，今人不可得见，但作为“底稿文明”它还顽强的活着，费思量，自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