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前面排队的人站得比较疏散，便动员人们把队形排紧密些，大家都很不情愿，一打听，这会儿正是吃饭点，而且又是天气正热的时候，很多排队的人就跟前后人打个招呼，或吃饭或避热临时离开了，所以出现了很多空挡，除非队首因为领事馆往里放人，队伍才整个往前动一截。大家好像被晒蔫了似的，懒得动弹也懒得说话。
　　再来一段:
　　我因为刚到需要了解一下情况，跟两边的人打了招呼就到队伍前面去了，再一打听，不由吓了我一跳，那些马上快排到的有些人，有些已经排了三个星期了，少的也等了两个星期了。如果按这个速度等候，我的车票可就作废了，我不由的后悔自己把车票时间买得太靠前了，当时没想到签证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先看看情况发展再说了。

　　这样一直排到苏联领事馆傍晚下班了队伍也没有往前挪动多少，晚上五六点钟我也无法分身回家吃饭，于是用附近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个传呼电话，告诉家里，我在苏联领事馆排队，很快我妻子来了，让她替我排着队，我回去吃晚饭，又躺着睡了会儿，十点来钟又乘车去苏联领事馆替换妻子回家，我则准备连轴转，在这儿死磕了。
　　
　　闲待着没事，给已经按装了电话的大妹家打了个电话，通报了一下有关情况，由于大妹比较关心我出国的进展，家住的离苏联领事馆也不太远，所以，不一会儿她就骑自行车也过来了，顺便也陪我待会儿。
　　这时苏联领事馆门外的人少多了，但是声音还是很嚣杂，有推销冷饮食品的小贩，也有因为天热到外面乘凉戏耍的孩童，白天被烈日晒得蔫头搭脑的排队人们这时好像都还了阳一样来了精神，尽管原来并不相识，现在也三五成群底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的闲聊起来，当然最引人入胜的话题还是匈牙利、布达佩斯。
　　有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最能吸引人，他在给大家神侃在匈牙利如何经商、做买卖，以及布达佩斯的地理风情，他说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并对于大家的提问现场作答，俨然一个已经身临其境去过匈牙利并对于匈牙利现实有深刻了解的先行者姿态。

　　后来话题又转到在座的人到匈牙利发展前景或今后有否作为的话题上来，这个小伙子又神态庄重的煞有介事的给大家看手相、相面，祘起命来，我妹妹挺信这个的，就请他给她自己算了算，那小伙子还真不含糊，慢条斯理的把她的过去说了个八九不离十……
　　见小伙子对于自己的过去和当前情况说得十分靠谱，我妹妹对他油然而生钦佩之感，她兴奋之余，对我说：“哥，我认为他说得挺对的，这个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你还不让他给你也算一算。”
　　说实在的，对于看手相、相面，祘命这些我一直不信，认为没有科学依据。但我当时并没有打击我妹妹的兴头。我妹妹见我不置可否，就拉着我对那个小伙子说：“小伙子，这是我哥，他也要去匈牙利，请你帮他算算前景。
　　”
　　小伙子看了看我的左手掌，又看了看我的面相，说：“你哥啊，他命运坎坷，不过很多事情往往最后倒都能破财免灾、逢凶化吉，他的财运不旺，到匈牙利也难发大财……”

　　当时我只认为他对于我的过去说得有些靠谱，对于今后的直白预言，我并没往心里去，我不把他当作“乌鸦嘴”，谁知后来几年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真多应验了他的预言，看来对于一些现在被贬称为迷信的古代文化中还有很多实用的成分。
　　这个小伙子我不久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帝国赌场还真又遇到他了，我问他住哪？他说，我刚过来，布达佩斯的东南西北我还没转过向来呢。我说：你那会儿不是还跟我们介绍如何在多瑙河边“打鸡”吗？他笑了，说：那都是对于先来的哥们在电话里介绍的情况自由发挥，神侃呢。
　　现在想起来这个小伙子这方面还真是有天赋，也能算是个人才吧。
　　由于天色已晚，我妹妹就回去了，我也在马路沿子坐下，在路灯下先看了会儿报纸，有些困意，就趴在膝盖上朦胧睡去，突然感到脸颊一阵剧烈刺痛，连忙站起来看个究竟，一摸是右脸颧骨下面被什么蛰了似的，而且眼见着右脸颊就肿起一个大包，丝毫不夸张的说犹如脸颊凭空凸出近似乒乓球大小的凸包，很快这个包被确认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蚊子身体上黑白道相间的国外蚊子所叮咬而致。那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大型设备从国外纷至运来，而中国各口岸的病虫害防治、防疫、消毒工作没有跟上这种新形势，因此让这种黑花蚊子通过集装箱或大型设备包装箱进入中国，这种蚊子不但外形、花纹有别于中国原有蚊种，而且具有飞行、躲闪、叮咬速度快的特点，往往在它落到人体上1秒钟内就能完成叮咬、吸血的过程，而且不管此时被侵袭人体是静止或是行进状态丝毫不受影响，可能因为中国人当时身体内尚没有这种蚊子唾液的抗体缘故，一旦被其叮咬，身体反应特别剧烈，大家戏谑称其为：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洋货”。目前这种蚊子在中国已经安营扎寨定居下来，中国人对于被其叮咬后身体的反应也较当初平和了许多。

　　这事也算是我出国前的一个小花絮吧。
　　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10：00上班后，一般一次就让进去十个人，这时几个“志愿者”（一般是排在后面的签证者）就按人名单和顺序号叫十个人随着出来领人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经中国武警门卫查验护照后）进到苏联领事馆办签证手续，到16：00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下班，总共也就进去四十个人。
　　傍晚我一琢磨，要按这个速度排队等下去，加上苏联领事馆周六日休息，起码还得十来天，才能拿到签证，受罪不说，车票也过期作废了，还得再求人，那可真是赔到“姥姥家”去了。不行，还得赶紧想办法，苏联领事馆里咱没有认识人可托，这里的中国人来自五湖四海也没有朋友可言，只能找“号贩子”了，一打听他们一个号起码卖300元，没办法明知他们是“宰人”也只能往前伸头了，因此跟他达成明天买卖的意向。

　　在晚点名时，我拿到197号，原来已经排队的如果点名时未在场答到，即视为自动放弃，所以我的位置往前挪了。那天最后号已经排到三百多了。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点名以后我就回家了，舒服睡了一觉，在早点名之前我又赶到苏联领事馆门前。
　　再续一段:　　
　　9月13日早点名后，我找到昨天已经说好的那个“号贩子”，用300元（这相当我当时两个半月的工资啊！）把排在第12的号买了下来，他还把我的第197号要走了。
　　就这样，我在当天中午第二批被放行进入了苏联领事馆，苏联领事馆办公场地不太大，大约四五十平米样子，一个一字型的1.米2左右高的长木质台子把签证人与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区域，签证人员区域有一类似邮局、储蓄所顾客填单据的高桌，放着可以自取的4A纸大小印制的表格，签证人按表格的要求（可用英语或俄文两种文字之一填写，也可用汉语拼音，内容包括民族，国籍，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去苏联的目的，详细的路线，出发的日期，出境日期，护照号码，工作单位、职业，家庭地址，出生地，第一次去苏联日期。最后一次去苏联日期等 ），逐一填写，填好表格缴费时被告知：由于目前签证人大量增加，正常取得签证的时间得一周以后，如果想加快也得三个工作日。

　　也就是说最早也得9月17日才能拿着苏联的过境签证了。没办法也只能办加快了。好在加快费仅多收50元人民币。
　　（2）
　　终于又盼到了，1992年9月18日再次出国的日子。
　　还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北京火车站，还是先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会合，这次前来送行的人不多，主要是家里的亲人，由于我这次没有同行伙伴，是“单枪匹马”独自出征，亲人们有些揪心，我反倒比较坦然，认为仅仅是路途独行，到了匈牙利就有伴了，况且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第3次国际列车是中国乘务员，若万一有什么事情跟中国乘务员比较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