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
第15节

作者: 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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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想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象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的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一举成名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北方代表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中国可以说“不”,清末以来,这是第一次。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要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
  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对此表示支持。
  忘了说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日期:2009-09-22 14:49:59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帐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帐),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好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后来也只好随大流。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青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42)

日期:2009-09-22 20:51:47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先跟老李打,再和老冯斗,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缘起于老蒋的另一个盟弟弟老冯的再次“生病”(蒋介石和冯玉祥早在北伐时就是结拜兄弟)。

  一说老冯生病,你会不会问:这回是不是又——装了?
  没错,说对了。
  经过上次的经验,老冯发现,装病这招真的很灵。
  当然,老冯每次“生病”也都是有“病因”的。这次的“病因”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裁军了。
  全国统一,老蒋提出来要整军理财,化兵为工。

  不排除老蒋的私心自用,当然是要削弱地方,排除异己,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当时军费过于宠大,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东北易帜”前,全国部队总数已达到两百多万。这些人职业就是打仗,平时自然什么都不能干,吃喝拉撒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结果弄得军费连年超支,中央和地方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现在统一了,得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哪能还养这么多丘八,所以得裁减军队,至少把军队数量控制在各省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以内。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当着老蒋的面,老李、老冯、阎老西都表示没意见。
  没意见就好,下面就准备开全国编遣会议,动真格的了。
  为了让同志们放下包袱,安心开好这个会,老蒋还颇动了番脑筋。
  编遣会议召开前,特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干部可不是白当的,等于说这样就要“长期驻京任职”了。老蒋的意思很清楚:知道你们一听裁军就不爽,现在当干部了,必须提高觉悟和自觉性,编遣会议不开完,一个也不能走。
  老蒋自任编遣委员会委员长。预备会议讨论裁军计划时,他第一个站出来“以身作则”——却是提议先拿自己的冯弟弟开刀。
  老冯一听可就急坏了:你就缺德吧你。分好东西时没考虑我,怎么遇到这种倒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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