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当年卡拉OK厅里的那种乐趣了。时下去唱歌无非两种情形，一是邀朋结伴唱歌喝酒，二是宴请之余飙歌泡小姐。无论哪种，都是在包房里进行的，而在卡拉OK刚流行的九十年代初，是所有人都在一个大厅里按点歌顺序登台演唱，唱得好的人，会得到一片掌声，很能找到明星的感觉。
　　唱歌是我的长项。还在大学的时候，作为系里分管文体的学生会副主席，每周定期的舞会是由我组织的，除了用系里那个四喇叭录音机播放外，我不时还得为跳舞的人们伴唱，歌声甚至为一向被女生们鄙视为老古董的我挣来些许好感。
　　卡拉OK厅里早已人满为患，还好依思有个在这里做主管的朋友，在边上临时给我们加了个座，一行人才安顿下来。
　　刚坐下，依思迫不及待地填了单找她的主管朋友加塞，没一会就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唱卡拉OK的人分为三类，一类称为技巧派，这类人唱歌水平比较高，他们有强烈的表现欲，特别享受别人的掌声，但目的也仅限于此；第二类是深情派，他们唱歌的水平一般，但以歌传情，非常投入，一曲歌罢，往往歌不醉人人自醉；第三类是发泄派，这类人往往五音不全却嗓门奇大，他们唱歌的目的只在于宣泄自己的激情，对虐待别人耳朵这一事实则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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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思看来是属于第一类，唱功不错加上又是美女，一曲陈慧娴的《红茶馆》唱罢，场内甚至有男生吹起了口哨。依思在掌声中得意洋洋地走下台来，我甚至担心小丫头会不会因为头抬得过高而脚下拌蒜摔跟头。
　　走回我们的座位，韩爱国赶紧递上一杯啤酒，赞扬声中几个人又是一阵痛饮。
　　他们对酒精的耐力和胃容量之大，令我和阿仪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两个人各自端着一杯饮料相视而笑，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同为极少数派的处境，让我们颇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郭子建放下啤酒杯就点了我的将，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偶尔也去卡拉OK，他对我自然了解。依思听说我也唱得好，马上不依不饶地要我填单。我知道依思的热情里不仅有友爱和爽直，多少也有一点比拼的意味，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好奇。
　　我没有马上填单，只是告诉依思等一下我想想唱哪首。事实上，我今晚唱歌的心情实在欠奉，如果可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嘈杂的场子里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躲起来。

　　我怀疑有这个想法的人其实不止我一个，阿仪虽然一直保持着微笑，但从她不时失去焦距的眼神上看，她的灵魂是否还驻扎在美妙的身体里，需要打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那天晚上，我只唱了一首歌，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收获了一大片掌声和一点惊异，因为我不会说粤语却能用标准的粤语唱歌，郭子建见惯不怪，依思他们几个大吃一惊。其实这不奇怪，在异国或者异乡语言的应用中，唱歌从来都是最标准的，没见过老外唱中国歌?唱的时候字正腔圆，一说话就结结巴巴怪里怪气。
　　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或者恶感通常是在长时间相处之后形成的，但偶尔也会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者一件小小不然的事情骤然催生。
　　阿仪和依思后来都跟我说起这个晚上，形象平庸如我，用这首歌给自己披了件虽然不华丽却也很体面的外衣。现在我当然知道，吸引她们注意力的不过就是我唱歌时候的投入---我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
　　男人通常给女人粗率笨拙的感觉，如果偶尔表现出与这个评价不相符的东西，比如天真、细腻、软弱，对女人反倒有致命的吸引力。

　　说起吸引力，以男人的好色本性，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美女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左右我眼球的转动。依思的可爱与丰满和阿仪的雅致与窈窕，男人若毫不动心，要么眼睛有问题，要么心理有问题。
　　我没有动心、我的眼睛很健康，所以，我的心理有问题。我心理的问题不在于性取向，在于我正处于失业和断粮交相辉映的状态。
　　女人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男人不是因为有钱才变坏，而是本来就很坏。做坏事也是有成本的，没有钱，能坏到哪里去？
　　我原本的打算是跟郭子建借笔钱就回深圳继续找工作，踌躇两天始终开不了口。脸皮和肚皮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郭子建兴高采烈地跑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问：愿不愿意在这里工作？我嘴上慢悠悠地问他怎么回事，心里想的是这当口上难道我还可以选择吗？
　　九十年代初期，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独立注册都说件很难都事。通行都做法是找一家国营企业当干爹，在它下面注册自己的公司，是为“挂靠”。这不仅是工商注册都需要，更是赢得客户认可的需要。
　　安平电脑公司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下的产物，它的干爹是镇工业总公司。郭子建办事时路过，偶然看到他们的招聘广告，于是赶回来劝说我去应聘。
　　虽然紧邻深圳，但小镇上要招一个程序员，与一个程序员在深圳找工作的难度相去不远，这就不难理解三个老板对我登门应聘表现出来的异常热情了。
　　公司刚接下镇上一个四星酒店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急于招聘程序员的原因。三老板刘宝人如名字一样朴实，他把最复杂的前台收银部分交给我并寄予厚望，因为公司还没有一个正宗软件专业出身的人才。
　　与他的厚望不太配合的是我肚子里的叫苦声。软件专业出身不假，但之前我只用过foxbase，而这套软件要求用foxpro来写。这两种数据库语言，看起来是几个字母的差别，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
　　当然，我肚子里是一叠连声的叫苦，脸上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一方面我要求一个星期以后报到，装得跟重任在肩似的，这给我赢得一些磨枪的时间；二来我对自己的基础和学习能力还是有自信的。

　　回来见到郭子建，汇报了应聘的情况，然后跟他借了五百块钱直奔深圳，我得赶紧买来资料开始学习，一个星期以后，我必须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在电脑公司。
　　我的确是以专家的形象走进公司的，这从公司的一、二、三、四号人物在我入职的第一天就分别召见我这件事情上看出端倪来。我说的这个四号人物按现在的流行语叫“疑似”，因为他来自总公司派驻，是电脑公司的会计。这个被称为黄生的会计是本地人，如果不是一口四环素牙破坏形象，他完全可以称得上英俊小生，或者广东话说的“靓仔”。

　　我在这个疑似靓仔身上费点笔墨，是因为后面很多事情会涉及到他，需要稍作交代。
　　公司四个高层分别召见我，除了甚多嘉勉，一直围绕专家对公司就要有专家级的贡献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在并未按专家的待遇支付给我报酬这个事实却惊人一致地选择了忽略。随后我就明白了老板们的用心良苦。
　　三老板刘宝亲自给我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完成前台收银部分的代码编制和调试。后来据说当时三个老板在这个工作安排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三老板也是写程序的，说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一个月很难完成，但搞硬件出身的二老板高自强和大老板何光一致认为工作量太小是对专业人士的侮辱。三老板当然拧不过一、二号首长，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当然想象得出这部分代码的工作量有多大，然而事实证明我仍然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原来前台收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而是牵涉到客房、酒吧、歌厅甚至洗衣等部门，总之就是但凡有收费项目的部门都跟我有关。这意味着我必须先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酒店的经营和管理，并且衔接好其他模块之后才能写自己这部分。

　　这时候我有三个选择：
　　一、硬着头皮干；
　　二、提出抗议要求减量或者延时；
　　三、溜之大吉。
　　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只有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我相信这绝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困难、危险、不公平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扛过去。
　　年轻的我也许并不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但我的选择是一，或许我当时只能这样选择也未可知。
　　接下来是炼狱般的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