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宋帝国现在也只是刚刚走上正轨，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刘义隆太年轻，治政经验尚浅，还需要不断的锤炼，这样才能使他更加成熟。刘义隆本人的资质、悟性都不错，是块明君的好材料。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的二月，刘义隆来到丹徒（今江苏镇江）祭扫祖陵，丹徒是刘裕的实际出生地，在刘宋时代被尊为“帝乡”。在旧宫里，刘义隆看到了父亲刘裕当年未发迹时在农田中耕作的农具，不禁联系到自己现在锦衣玉食的生活，感觉有些惭愧，先辈创业时的艰难让刘义隆身感肩上责任重大。也就是刘义隆这样，换成刘义符和刘义真，早就不耐烦了，或许会象后来刘义隆之子刘骏（宋孝武帝）一样嘲笑刘裕：“田舍翁当此，已为过矣！”这时刘骏还没出生呢，刘义隆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即后来宋史上有名的“元凶”刘劭，刘义隆就是死在了这个宝贝儿子手上。

　　刘义隆现在学乖确实不是装装样子，给别人看的，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汉文帝刘恒那样贤明的君主。愿意流芳千古的还是大有人在，至于象桓温那样自甘遗臭万年的并不多，人不能堕落成桓温那样。
　　刘义隆的这个位置其实说难听些跟捡来的差不多，不是刘义符和刘义真胡闹，还真轮不到他出头。所以刘义隆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公关，虽然他是皇帝，但如果做的不好，百姓照样不会买他的帐。在这一年的五月，建康附近突然爆发一场疾疫，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刘义隆觉得展示自己爱民形象的机会来了。命有关部门采购大量药品投放民间，救治染疾百姓，如果有人不幸在疫情中死亡，而且死后没有亲眷收尸的，由朝廷出钱打造棺木，体面的下葬。

　　其实，救民所急本就是朝廷应该做的，拿这事当政绩是不合适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刘义隆这样做至少还说明他拿老百姓当人看，有些帝王只是把百姓当成他们家的取款机，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刘义隆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想做一个仁君并不难，只要品德好就行了，但社会是非常现实的，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你仁慈而你顶礼模拜，苻坚待人接物可谓仁慈至矣，照样没人买他的账。对一个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滥施仁心，而是牢牢控制住权力。韩非曾经说过：“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用道德约束人心，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对刘义隆来说，如何牢牢抓住权力，才是他的当务之急，毕竟这时他也只当了四年多皇帝。徐羡之他们虽然死了，但如果刘义隆不小心，谁敢说不会再冒出几个徐羡之出来？打个最切实的比喻，当初桓温被谢安这些士族们耗死时，他们何曾想到又从社会最底层杀出个刘裕，砸了士族们的饭碗？
　　自从刘裕废掉了晋朝，高门士族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时代彻底宣告终结，虽然他们现在和刘宋皇室相安无事，合作的还算愉快，但刘家出身平民，和士族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刘义隆对他们并不放心。
　　入宋以后，高门士族最具代表的人物是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王弘，在士族集团中王弘的官职最高，虽然能力不怎么样。王弘和刘义隆的关系不算亲密，刘义隆最信任的是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在刘义隆心中，王弘其实不过是只漂亮的政治花瓶，装点门面用的。但话又说回来，王弘现在的权力过大，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弘再没本事，到底不是他刘家的人，权力还是锁在自家的保险柜里最放心。

　　刘义隆想把王弘的位子交给四弟彭城王刘义康，此时刘义康正在荆州做刺史，为哥哥守好西大门。虽然亲兄弟有时也难免阋墙，但总比外人更值得信任，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古训。只是王弘在朝中“德高望重”，又没什么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拿掉他，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刘义隆的心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被一些朝臣看了出来，左光禄大夫范泰就猜透了刘义隆。范泰是个好管闲事的，见王弘蹲在上面不肯下来，也想把他给拉下来，自己做不到那位置，你也别想赖着。范泰找上门来，点拨王弘：“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司徒兄弟现身居高位，天下侧目，表面是很风光，但却犯了忌讳。人主都希望大权自专，人臣却位高权重，这不是什么好事。今上久有意于彭城王入京辅政，毕竟天下是老刘家的。我的意思，司徒大人不会不明白吧。”

　　王弘又不傻，当然听的出来范泰想说什么，仔细一琢磨，也确实如此。这年头可不是司马家的天下了，刘裕天下狠角，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是刺头，惹不起，反正自己一把老骨头，没几年蹦头了，退就退吧。正巧到了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的春天，江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情，瘟疫流行。王弘真够意思，立刻上表请罪，把旱灾和瘟疫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引咎辞职。

　　刘义隆见王弘如此聪明，不禁暗笑，但事情还没急到这份上，缓一缓也没什么，“不准”。王弘知道皇帝这是给他面子，自己不能不识抬举，又缠住刘义隆。刘义隆“不得已”，在六月下诏降王弘为卫将军，但待遇仍是宰相级别，即“开府仪同三司”。所谓三司，指司马、司空、司徒，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府仪同三司主要是一种荣誉，不是实职。

　　到了元嘉六年（公元429年）春，刘义隆见戏演的差不多了，就把刘义康从荆州调回来，任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总督扬州方面军事，至于荆州重地，自然不能便宜外人，下诏以江夏王刘义恭为荆州刺史，总督上流各州军事。至于王弘，虽然还在任上，但老王头基本不管事了，军政大事一体兹问彭城王刘义康，“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成为大宋帝国的二掌柜。　

　　刘义康为人持重，加上又在自己身边，刘义隆对他比较放心。但五弟刘义恭性情轻佻，才具一般，出任荆州重任，刘义隆怕他在外面胡作非为，特意以三哥的身份写信，教刘义恭如何做人。在尚存人世的五兄弟中，刘义隆排行最长，刘义隆身上也多了份对弟弟们的责任。
　　刘义隆的信很长，大致意思是告诉刘义恭做人一要谦虚谨慎，“深自砥砺，思而后行。”二要待人和气，“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三要多与贤士交往，“亲礼国士，友接佳流。”四要会玩权术，拉拢人心，“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五不要贪玩，误了正事，“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六要学会过日子，花钱不要大手大脚，“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刘义隆说的动情，但从刘义恭后来的行为处事来看，刘义隆算是说错了对象，白吐了半天口水。　


日期：2008-2-25　10:27:37

　　　　十
　　说来也是好笑，刘宋初期政坛上活跃的多是些不伦不类的人物，一类是刘义符、刘义真、刘义恭这样的花花公子哥儿，一类是王弘、王敬弘这样的绣花枕头一包草，还有一类比较特别，他们确实有才华，都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说他们不伦不类有些刻薄，但他们在政治上多是失败者，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灵运、范晔、颜延之等人，这里先说说谢灵运。

　　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才高八斗”，意思是说天下的文才共十斗，魏陈思王曹植可独得八斗，“我”可独得一斗，其他才子可共得一斗。这个“我”是谁呢？正是谢灵运！其实这也不是谢灵运吹牛，整个南朝一百七十年，文名最盛的，不算以晋遗民自居的陶渊明，也就数得着谢灵运了。比谢灵运稍后的文坛宗师沈约在《宋书》中称赞谢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谢灵运出身阳夏谢氏，家世显贵，他本人又才学高深，未免有些持才傲物。谢灵运“性褊激”，行事乖张，经常在人前夸口自己有宰相才，“宜参政要”。可朝廷根本就没想用他，只是拿他当个高级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