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脚步》
第18节

作者: 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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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冬天做了年糕,经常会边添柴火,边煨一根年糕。
  这煨年糕也挺讲究技巧的,不能让明火烤,这样会烤焦的。要埋在火星的下面慢慢的来,等差不多时间挖出来,外面零星的金黄色点缀,里面熟透,一口下去喷香喷香。
  山上松花开时,煨之前撒上点松花,更香。
  二口锅的中间会有盛水的小锅,叫汤锅,饭熟水也开了,很是环保节能。
  用井水煮的开水口感也很鲜,略略带点甜味。
  土灶最管用的是做年糕和做烧酒(白酒)。
  用松树劈的木柴把火烧得旺旺的,米粉蒸熟后打成年糕,全村的人都来帮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而烧出来的前面几斤酒都会让村里的男人们品赏,家里养狗的也会在这一天把狗杀了,让众人当下酒的菜。
  这个时候,新酒和狗肉的香味飘荡在整个村子里,而我们则啃着大人们递过来的肉块,东奔西跑、欢天喜地。
  按照乡里的习俗说法,寄住在土灶里的“灶神”主管人间的衣食住行。

  每年先过小年,祭灶神,让灶神吃饭喝足了,才能让家里来年不愁吃喝。
  每年做的第一块年糕团和滴烧出来的第一杯酒,都要先供奉给灶神。
  10年前回家看父母还有老灶,虽然有煤气灶,但老妈还是喜欢用柴火烧菜。
  造好新房,告别了老灶。
  老妈还是要求泥工在边上搭了间小屋,砌了能放一只锅的小灶,坚持用柴火烧水。
  我们帮她卖了电水壶,就是不用。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里打拼,吃的都是外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代。
  很多年以后,他们一定会问袅袅炊烟是那个星球上的怪物?
  每次去外地出差旅游,特别喜欢看的情景,是在耸山峻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天刚下过雨,轻柔的薄雾散去之处,山间农屋屋顶细细的烟道口升起一道浓浓白烟,被风一吹,打个近9O度的折弯,静静的飘的好远好远好远。。。
  这时我仿佛嗅到一股米饭的清香!
  代表村子最高权力的居然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哨子。

  它就象每户人家干年“灶神”一般神一样为每一个村民所认同。
  掌管这只“哨子”的是所有正劳动力集体选举出来的生产队长。
  没听说当代的管理学大伽们去专题研究生产队的管理体系,或许也已经没有了现实的意义,但他却自生自灭存续了将近30个年头。
  每年村里完成年终决算后,都会召开一个很隆重的社员大会,通报决算结果,发放“余粮钱”。
  领到钱款的各户都是睸开眼笑,而全年工分不足所分配粮食折款的“欠粮户”则愁心一片。因为新一年的粮食分配与上年度的决算紧密挂钩。
  决算的结果也是评价当任队长的绩效依据,收成好的,大家自然要求他继任,收成差的会很谦虚的让贤。
  如果没有半数以上有举手权的正劳力同意连任,那就进入改选。
  由现任队长提出二名人选,举手表决,得票多者当选。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把手举给脑子灵活、体力充沛、为人正直的人,这个人将会直接影响村子来年的收成,关乎各家各户的生活质量。
  生产队长选好以后,由他提名并举手表决其他四名管理人员——会计、记工员、现金保管、实物保管,号称五员大将。

  队长有20工的工帐补助,其他人员15工至10工不等。
  我曾有幸当选了一任会计,也算了解到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情况。
  那年是滕家的友康担任队长,这也归功于父亲他们这辈人提议要让年轻代的人压点担子,使50后开始进入队长角色。
  友康在同龄人中并不是最勤快的,有点小聪明,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白面书生”。
  但一旦当了队长,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每天早晨,他总会比别人早起,看看天气决定当天要不要出工、什么人出工、干什么活。
  如果适合出工,他会站在滕家道田西边口沿,面对张家道田和潘家道田的方向,连续吹响手中的哨子。
  “juju…juju…”

  清脆的哨声过后,有时他会补上一句“妇女休息”,代表正老动力以外的人员不用出工。
  当大家急匆匆赶到大樟树下聚集以后,他就根据当天的人员和计划完成的任务“派工派料”。
  别看一个不起眼的队长,要关心关注的事情着实不少,光是各种田地各个季节的作物,作为记性超好的我都没全部记清楚。
  一年二季的水稻,“杂交水稻”、“廿九青”、“矮脚2号”等各个品种,对播种、插秧、除草、耕耘、驱虫都有不同的要求。
  棉花地里按照季节要插种大豆、黄豆、花生、老卜、西瓜、黄金瓜,不同年份的雨水对插种的品种也有一定的讲究。
  山地上除了种植一年一季的蕃薯,还要在春夏赶种油菜、大麦、小麦,满足生活所需。
  而蕃薯地上又要插种高梁、玉米和向日癸。
  还有兴修水库、保养海塘、维护置放蕃薯种子的地窖等等。
  有些事也不是他一个人能作了主的,特别是大户人家的“当家”和长辈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除了平时的交流,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方式,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午间议事”。
  中午的出工哨子声过以后,每户人家都得派一个人先去大樟村下报到,其他人可以晚到15分钟。
  樟树下有几根石条,大家就生产方面的事进行商量,一般都是友好相商,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各户人家人口结构不同,对作物的需求是不同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但最后,还是拿“哨子”的人定调拍板。
  有时,在“午间议事”中也会讨论“扣工分”的事项,主要是各户人家的家禽损坏庄稼,依照损害程度,由队长提出建议,大家讨论通过。
  村子里没有所谓“村规民约”,但是还是有些规矩的,比如迟到多少时间视为半工等等。
  我很难说得清村子里的分配模式属于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应该说两者成份都有,甚至还有其他因素。
  我估且给它取个名字——“自治分配”。
  获得分配的主要依据是劳动工分和家庭人口。
  村里的男女只要背得动锄头就可以申请劳动,一般都在13一14岁的样子,人长得高大或家里劳动力少的话可以照顾提前。
  不同年龄赋予不同的工分,由社员大会集体讨论决定。
  同样年龄的不一定评同样工分。
  我第一次评工分就评了6分半,而同样年纪的男孩只有6分,女孩子更低。
  平时同年纪的四个男孩玩摔跤,我一对三常能胜过他们,他们的家长很服气。

  我大哥这个年纪早就评10分,这是最高的工分了。
  评10分的基本标准,是能够把从毛峙村里买来的一担重100多斤的粪便,在正常息脚的状态下,翻山越岭挑到村里。
  象阿彩公公这样身体单薄的,从来就没有评上过10分。
  女人最高不超过5分。
  家里没有成年男孩的家庭,女孩子都很早缀了学挣工分,否则就会在分配时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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